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联合主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武汉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海内外百余学人，提交会议的论文有80余篇。与会学者总结此前关于郭店楚简研究的成果，对简书的年代、文字的考释、简文的联缀、文本的复原、与传世文献的对勘比较、儒家简与道家简诸篇的诠释及儒道早期发展史、经学史、楚国文化史等，作了细致、多角度的研讨。本次会议推进了郭店楚简的整理与研究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发掘了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蕴。
李学勤指出：本世纪楚地简帛的大量出土与整理，使我们对战国中期到秦汉间之学术思想的各方面及其变迁过程有了信实的材料；诗书礼乐等六经是先秦最基本的教材或普遍知识；“经”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共有资源；儒学和孔子的地位在当时就非常高，通过七十子，儒学分布范围极广，是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在道家思想中萌芽的阴阳数术是传统的宇宙论，在战国中晚期流行，并与各家思想相融合；先秦学术虽经焚坑打击，到汉代又峰回路转，汉代学术绝非无源之水；疑古思潮误将战国思想文化推移至汉世，现在可以还其本来面目。饶宗颐在《从郭店楚简谈古代乐教》和《“诗言志”再辨》两篇论文中，深论诗教与乐教的意义，肯定三坟五典等与《左传》、《国语》的可信，认定不仅“走出疑古”而且还三代信史之本然，才好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强调郭店简的魅力，主张回到文本，把文字学与思想义理联系起来。任继愈重申荆楚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倡议文史工作者的研究重心要向长江文化史转移；认为楚文化有个性，同时吸取了邹鲁文化（亦即周文化传统）的精华，有华夏文化之共性；孔子、老子是相互尊重的，形成互绌之学派则是以后的事；建议对楚文字之“六书”及楚方言的音韵、通假等作系统研究。萧父列举历史上多次古文献出土引发学术思想震荡的例子，肯定“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指出楚简涉及《尚书》，证明古文不伪、孔传不伪；认为楚简有助于解决诸多疑难问题，摆脱今古文等争论阴影。杜维明论证了郭店简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及核心价值观念，认为郭店简推动了古文字学、先秦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再次勃兴，有助于“文化中国”之“文明对话”的开展，确信先秦哲学较之希腊哲学毫不逊色。
关于墓葬时间与墓主身份有不少争论，究竟是由墓葬年代定竹简内容，还是由竹简内容定墓葬年代，也有所讨论。关于望山、包山等楚墓规制及随葬器物之综合研究，多数学者接受了郭店1号楚墓下葬时间在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论断，此即这批简书抄写的绝对下限。李学勤甚至认定这一时间的误差不会超过正负25年。关于铭刻“东宫之币”的漆耳杯亦有争辩，北京大学李零认为释为“东宫之杯”更为合理，即使释为“东宫之师”对判断墓主人身份亦无多大帮助。湖北省社科院张正明认为，墓主人是否楚太子横（即以后的顷襄王）的师保已无可考，证据不足。台湾大学周凤五认为，墓主人应是齐邹鲁一带的思孟学派的儒者，或曾游学稷下学宫，来到楚国求仕、教授并辅佐太子者，与屈原同为楚国当时亲齐派之人物。他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有齐文字的特色，而其他各简则为楚国当地抄手所为。他强调字体与竹简形制是研究的基础。李零指出，要注意“楚书秦读”、“形近混用”的书写习惯和阅读习惯。裘锡圭认为文字的考释是非常具体、细微的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与方法。他纠正了自己在郭简《老子》释读中的一个错误，指出“绝伪弃诈”应为“绝伪弃虑”；又释“民复孝慈”为“民复季子”，以“季子”为“稚子”、“赤子”、“婴儿”。后一说则引起争辩。海德堡大学的RudolfG．Wagner（瓦格纳）认为传统资料、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思想单位”（UnitsofThought）比个别文字更为重要，更具有稳定性，应重视修辞学的符号结构，而不应太强调思想内容。（上）
